正是由于这些张力和冲突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要和珍爱。

更多的法哲学家坚持认为，逻辑是法律的生命。那么，什么是范式呢？按库恩的解释，它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它为一个时期的科学家集团所共有，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某一时期的科学家怎样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

概念5.实践推理可以指一个过程（Process）或者相似的抽象结构(Correspondingabstractstructure)，即当我们逻辑地称赞某人的实践的争论（或推理）是有效或无效时，我们所指的（过程和结构）。总而言之，实践推理的运用要从观念中的目的开始，经过围绕目的的主体思维活动，逻辑推导过程和趋向目的的实践活动，最终达到理想的判决结论。实践推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意味着为其结论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据，而且其本身就有着合理合法的本质规定性，即本身所内含的逻辑结构与价值评判标准。如果没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指引，人们不可能对应当如何行动的概念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极端的现代法律推理论者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认为：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而是跟着感觉走。

有些著名的法学家和法官认为在法律中逻辑几乎算不上什么，尤其是在实践推理中，逻辑就干脆什么都不是。从实践论的角度来看，实践推理是决定或控制人们行为实践的方法论。当人们在头脑中进行着观念化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时，人们要运用概念、命题和推理等逻辑手段

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原有的、已成定势的认知范式和司空见惯、不言自喻的思维模式，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体验世界。（注：［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3页。例如，应当了解，当人们面对规则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会持有某些看法。而且，还存在这样的危险性：一味走进内在本质或核心的企图将导致视野的狭窄和片面，甚或导致本质的暴政——强调显现的永恒性的本质，贴标签式的分析模式，忽视个别现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使各种个别事物仅仅作为事例从属于本质的暴政中。

按波林·罗斯诺的理解，一个解构方法考察的是溢出文本之外的东西，未被命名的东西，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和被遮蔽起来的东西。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把各种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文本(text)作为社会存在、历史经验、社会生活方式的表达，其意义不能用注释学和训诂学的方式去注释或诠释，而应通过对被表达对象的体验去揭示。

）然而，理论和实践证明，这种定式化思维方式是不可能应付后现代社会变化了的问题情境：粗暴地否认了思维的多元空间和思维样式的多元性，使思维样式沦为僵死的教条，丧失了自我拓展的空间进而导致方法论上的陈旧与贫乏。因为所有那些目前被认为是永恒的和自明的东西不过是由历史事件组成的，这些事件根本就没有形而上学上的本质，而仅仅是偶然性的，分叉性的，非连续性支配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无实体的唯物主义。2.蔑视宏观叙述、元理论的理性建构奢望和做法，认为世界上充满不确定性。所谓系谱学(genealogy)是指为了了解今天而对过去进行探索的应急性历史。

） 最后，它还意味着尊重差异，破解定式的牢笼。认为理解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形式。） 当然，这样一种范式转向仍然有自己的后现代逻辑，在后现代方法看来，社会现实是多元的、复杂的、多方决定的，社会领域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终极性的结构，而是开放的、非稳定的、非统一的、偶然的，因而它是反本质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赞同异质性、片断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秉着这样的理论旨趣，后现代主****读世界是从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它以一种差异逻辑来重新思考和体验社会或世界。概念法学崇尚理性至上，理性万能，一切都在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评判中。

（注：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因而必须进行系谱学范式的转向。

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必须理解语言的意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解释学就是一种实践哲学。

对同质化的认识律令和道德法律令的欲求。） 二、后现代主要方法概览 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在反思和反省现代性的后工业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困境中产生的，是对现代主义理论的撞击和兼容，反叛和承续，因此有学者断言，后现代主义从定义上无从把握，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一种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注：［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福柯之后，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霍伊发展了福柯的系谱学，形成了霍伊系谱学解释学。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意味着某人被驱逐到一个‘无限的广延境地，在那里他摆脱了被过分限定的研究项目上的智力方面的浅显，以及对它们的充满陈词滥调的捧场文章，即‘常规科学（注：［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注：郑强：美国后现代法理学概观，《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2期。

这种评断虽是针对法理学研究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此处的援引并伸展到更为广泛的整个法学研究范式领域，因为今天的法学研究范式正在证实着学者们数年前的远见和洞识——上不去、下不来，正处于既定的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转向的分水岭上，必须用新的话语和概念穿透、颠覆传统话语的中心化，摈弃现代认识论的假设，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并消解任何政策建议（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理解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总是带有时代氛围、个体历史、个人心境等色彩，因而理解显示出明显的主体性特性。

），因而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就表现为现代的反面，非中心、消解、非同一性、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多元论、解元叙事、非理性主义、不确定性、摒弃决定论，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从而完成在现代范式之外确立自身，并进行自我证成和自我创新的后现代转变。（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单纯从外部行为的观察是不可能认识法律的。按照索绪尔的理解，语言是由视——听部分即能指和概念性成分即所指两部分组成，语言乃是运用能够产生意义的不同能指来表达观念或所指的符号系统，因而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即语言的任意规则，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约定，而作为意义系统之组成部分的词汇只有同它们所不是的东西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意义。

事物没有恒常不变的本质性规定。究其原因，当然与学者的学术素养的欠缺有关联，但更多的原因应该说是方法论上的缺陷——忽视了语义分析的语言学转向的研究范式。）无独有偶，我国法学家贺卫方先生也远见地指出，21世纪的中国法学必须在两个维度（而非传统的法律自治的单一维度）上发展：开放维度与自治维度。三、另类的思考：法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转向 如同每次哲学方法论上的变革都要给法学研究范式带来新的转向一样，后现代方法无一例外地正在或势必将对法学研究范式转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法学研究范式也应积极回应后现代社会的变化与转型的需要，才能保持长久的繁荣，因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崩溃为特征的‘动乱时代。

因为语言的意义不是来自指向语词外面的某物的指称称号，而是来自语词本身之间的不同关系，相应地真理的形式必然是零碎的，不连贯的和变化的……通过这样的理路，后现代主义者消解了真理的绝对性、普遍性，突出了语言意义的争论、冲突和不赞成方面的差异，并把真理说成为某个知识团体内部的语言约定而已，并只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为那个团体所认可，而不存在独立于话语的先验的规则（真理）……我们称之为精神或理性的东西只不过是话语的一个效果而已。（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9-160页。

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语言因袭传统的重负而对人产生消极作用。因而，应当进行法学研究范式的系谱学转向。

西方传统哲学一直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对待，人使用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思，语言符号与语言的意义之间是一种自然的对应的关系，语言是意义的载体，具有透明性。（二）语言的游戏：法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语言学转向 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将语言视作人类所支配的表达意志思想的工具，强调语言的语用学意义，语言只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工具箱中的一员，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并把这作为一个自明的共识与常理。

因而自从启蒙运动的理想，即运用纯粹理性对概念进行分析就能达到世界的认识被休谟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动摇以来，科学对我们来说就再也不是理性科学而无非是经验科学了。而且，就理解的现实意义而言，每一理解都含有解释，每一种解释都含有运用。一、解题 我们一直以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很快引起世界瞩目，并逐渐成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的泛文化思潮，而且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大众性话题转化成一个人文科学领域专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研究论题，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声势浩大，而在于其提供了一系列新颖的思维方法，一场学术范式和思维理论范式上的方法性哥白尼式革命。）因而福柯的系谱学着重于考察破裂之物、中断之物，局部的、不连贯的、不合格的、非法的知识，并反对关于某个统一的理论实体的各种声言，在他看来，那些声言打着构成一门科学及其对象的某种真知识和某种随意性观念的含义……而那个理论实体则会被认为是不断走向优化、层系化和有序化。

）它需要以新的理念和理论去阐释和解读。换言之，没有固定的结论，只有充满生机的思维方式。

这样一种后现代系谱学范式对法学研究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它拓展了法学研究领域和空间，由于其关注边缘、琐碎、片断之物，从而改变了只关注中心化事物，普遍事物的法学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法学研究范式的阶级性认同牢笼——一种贴标签式的浅薄庸俗的阶级分析范式，消解了法学研究阶级范式的霸权性话语的合法性，使法学研究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但我们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些价值。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郑成良先生认为，阶级性研究范式是一种术语的滥用和误用，它不仅会导致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命题，更为严重的是，它还会对理性的洞察力构成一种禁锢，从而导致一种词的暴政，在这种暴政之下，词不再是理性的工具，而异化为理性的枷锁，它犹如一束过度强烈的光线，使观察者对焦点之外的事物视而不见，这样一来，思维的片面化和理论的僵化就在所难免，而以此为逻辑起点建构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命题使得法学思维陷入一个又一个理论的误区而难以自拔。与此同时，这种对确定性、先验基础以及绝对论据屈从的定式化思维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性——导致对社会极权逆来顺受的人格结构，阿尔多诺严正地指出‘极力想证明真理具有一种超人类的，必须予以承认的客观性，这种做法或许也同时助长了人们对某种超人类的社会权威，某个超级领袖的认可和屈从。